1950年，因遭到不公正对待，中国遗传学奠基人李景均毅然离开内地前往香港，无处可去的李景均，竟然得到了诺奖得主穆勒亲自向美国国务院求情，希望将李景均接到美国！
1946年抗战结束后，李景均在北京大学农学院任教授兼系主任，他编写的《群体遗传学导论》被许多青年学者当作入门书反复研读。
1949年前后，苏联李森科理论被引入，中国学界开始围绕遗传学路线展开激烈争论。李景均坚持孟德尔遗传学与群体遗传学的理论框架。
这些内容逐渐被质疑，相关课程被停止讲授，李景均也辞去系主任职务。他写信请假，以探亲为名带家人南下，从北京一路到广州，再转赴香港。
到达香港后，现实比预想更困难。没有有效证件，也缺乏经济来源，一家人一度连基本生活都成问题。李景均将国内遗传学教学和研究的情况整理成文章，寄往美国学术期刊《Journal of Heredity》。
这篇文章很快被国际遗传学界注意到，也让一位关键人物看到了李景均的处境——诺贝尔奖得主赫尔曼·穆勒。
1950年后，穆勒开始为李景均奔走。他不仅写信给匹兹堡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推荐李景均，还多次与美国国务院和驻港领事馆沟通。问题的核心在于身份文件缺失，签证迟迟无法获批。
1951年3月，穆勒结束在印度的学术活动后专程来到香港，与领事馆官员当面交涉。现场气氛一度僵持，官员仍坚持没有完整证明文件不能发放签证。穆勒直接指出，在场的学者都清楚李景均的身份和学术地位。
等待的日子里，李景均并未停下学术思考。早在1940年获得康奈尔大学博士学位后，李景均就系统学习了统计学与遗传学结合的方法。
在成都任教时，李景均曾在条件极其简陋的环境中手抄国外文献，逐渐形成将数学方法引入遗传研究的思路。
几个月后，美国国务院最终批准签证。1951年5月，李景均一家抵达美国匹兹堡。新的工作岗位是公共卫生学院的生物统计领域。
20世纪50年代，美国医学界正面临如何评价药物疗效的问题。许多医生仍依赖经验判断，对随机分组和双盲试验持怀疑态度。
李景均在这一阶段发挥了关键作用。李景均坚持在临床研究中采用随机化设计，并推动双盲原则的应用。
进入1960年代，李景均当选美国人类遗传学会主席，并继续推进遗传学教育。此后在匹兹堡大学任教期间，李景均还参与癌症化疗研究，担任首席生物统计专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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